“晦涩而深刻”的满分作文,是如何误解了哲学?

“现代社会以海德格尔的一句‘一切实践传统都已经瓦解完了’为嚆矢。滥觞于家庭与社会传统的期望正失去它们的借鉴意义。但面对看似无垠的未来天空,我想循卡尔维诺‘树上的男爵’的生活好过过早地振翮……”

――《生活在树上》

浙江省2020年高考满分作文《生活在树上》,把不少人读懵了,有人感叹“太牛了”,有人则觉得“太晦涩”。这篇“后浪”满分作文,用词之深奥与生僻、引文之繁杂与冷门、语句之曲折与晦涩,令阅卷组长不吝赞美:“文字的老到和晦涩同在,思维的深刻与稳当俱备。”“文字的表达如此学术化,也不是一般高中学生能做到的。”

暂不考虑与此文相关的种种争议,令人好奇的,是这份点评中阅卷老师对于“学术化”的理解。在他看来,“学术化”是否意味着“艰深”?而“老到”与“深刻”需要以“晦涩”的外衣来装扮自己?

既然作者在文中大量引证了哲学家的观点,那么在此,我们也不妨尝试用一篇哲学论文的标准,来看一看《生活在树上》对哲学的运用究竟是得其神髓,还是取其皮毛,也借此思考,何为良好的哲学写作。

最后,我们与哲学家陈嘉映聊了聊他对这篇满分作文的看法。陈嘉映擅长以当代中国普通读者较为易懂的方式进行哲学写作。在他看来,给这篇作文打满分不合适,但他赞成给一个比较高的分数。

陈嘉映坦言,他自己在写作过程中也经历很多坎坷,“比不上现在的学生”,只是那个年代的学生习作“见不得人”,和今天这种炫耀式写作路子相反,毛病也相反。在他看来,绝大多数的写作者都要经历有点“装”的写作阶段,而克服这种写作方式最靠谱的办法不是搜集“名人名言”,而是比较踏实地读上两三本哲学书,“好的东西读多了,那些烂的东西就出不了手了。”

撰文 | 贝雅夫 董牧孜

“清晰”,

是哲学写作的美德?

“晦涩”,或许是很多人对哲学文本的第一印象。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调侃:“我认识每一个字,但当这些字排列在一起时,就什么也不明白了。”

不少历史上的伟大哲学家,其思想往往与简明清晰无缘。如果以今天的“清晰”作为标准,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恐怕都不能过关。“真理,作为一个实存,其真实的形态只能是一个科学的真理体系。”诸如黑格尔《精神现象学》此类的文本,显然难以被轻易理解。

尽管哲学家们有时候会因晦涩遭到恶评,例如一些人说:“凡是黑格尔说明白的,都是毫无创建的废话,凡是他试图有所创建的,都是他无法说清的“黑话”。但大多数时候,哲学家们的“晦涩”会得到人们的原谅,甚至被看作是一种“必需品”。最直观的印象是,直到今天,我们依然在阅读黑格尔,并从他的著作中获得洞见。

“晦涩而深刻”的满分作文,是如何误解了哲学?

两位“晦涩”的哲学家,康德与黑格尔。

《生活在树上》这则高考作文同样晦涩,通篇充斥着哲学话语。但显然,我们认为这种“晦涩”和哲学文本的“晦涩”完全无法相提并论。满分作文的晦涩,主要在于清晰性的欠缺,这也是它在公众眼中的关键短板之一。

时评人曹林的评价十分具有代表性:“哲学作为爱智之学,生来就是一种澄清行为,澄清自己的真实意图,澄清语言造成的困惑。而这篇《生活在树上》,哪是澄清啊,分明是在卖弄中制造混乱。”

目前网上已经流传着多个版本的“白话翻译”,其中心论点无非是: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进中,固有的权威――如家庭,社会逐步解体。但我们不应不假思索地展开批判,因为这会让我们走向虚无。正确的做法是批判地继承,但又不失去主体性。论点谈不上有趣,论证也算不上严谨。

“晦涩而深刻”的满分作文,是如何误解了哲学?

网友对高考满分作文的“翻译”。

这篇文章的“不说人话”之处,或者说让人“看不懂”的原因,主要体现在文章许多用语不符合汉语的语言规范,倒是有一股浓重的翻译腔;在完全可以使用日常词汇的地方,选取了生僻的“黑话”和“大词”来替代;大段大段地掉书袋,预设了较高的背景知识门槛。

“晦涩而深刻”的满分作文,是如何误解了哲学?

如今,人文社科领域的“黑话”和“大词”早已恶名昭彰,沦为了大众戏仿和调侃的对象。“学院腔”不等于“学术化”,连篇累牍的“黑话”,不仅不能让论证更加深刻有力,反而是“繁文冗语的矫饰做派”。(网络图片)。

换言之,这篇满分作文的表达并不像阅卷老师所说的那么“学术化”,其刻意为之的“老练与晦涩”,事实上恰恰是不那么“学术”、甚至“反学术”而动的。

“晦涩”,

是哲学家的特权吗?

为什么《精神现象学》“有资格”让人“看不懂”,而这篇作文却没有“晦涩”的资格?当我们批评《生活在树上》时,我们是否仅仅在发泄因“看不懂高考作文”而产生的“无能狂怒”?

要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,我们就必须明白哲学家的晦涩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晦涩。一般而言,哲学家们的晦涩有以下几个成因:

首先,一些哲学家其实很希望把思想表达得清楚而明白。之所以最终的呈现效果不尽如人意。主要是因为他们面对的问题过于复杂,而其理论也相应的难以简单。

笔者有位老师常常主办colloquium,给学生打磨论文,尽管他十分强调表达的清晰,但也承认:“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都极其复杂深邃。即使你最终想通了,有了某种创造性的理论,要将这个理论以一种简洁而适宜读者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,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理论越是复杂,相应的论文就越难写得具有可读性。”

康德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序言中,他提到自己已经修订了之前版本中的一些“晦涩之处”,同时也坦承自己不具有“明确地表达”的“天赋”,并期待拥有这种天赋的后来人来澄清其他未被修订的晦涩。毫无疑问,康德并不以晦涩自傲,反而将其看作有待克服的缺陷。另一位表达晦涩的典范人物黑格尔,其实也同样希望自己可以尽可能清晰生动地表达观点。

“晦涩而深刻”的满分作文,是如何误解了哲学?

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 康德著,李秋零译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4年

另有一些哲学家,他们之所以“晦涩”的确是有意为之,刻意地不循常规。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,往往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本体论或认识论信念。如偏爱“星丛”式真理的本雅明,他的一些作品就由片段化的叙述拼接而成,乍看之下难以把握其中脉络。

翻译造成的隔膜感,也是“晦涩感”的重要来源。在外国哲学著作的中译本中,一些在汉语中极为少见的表述出现得很是频繁,进而晦涩难懂。但按照某些翻译理念,这种晦涩和陌生不仅不应被反对,反而应该予以保留。如陈康先生在《巴曼尼得斯篇》的序言中曾谈到两句“不合习惯”的表达:

“它们不是中文里习惯的词句,因为自从有了中国语言文字以来,大约还未有人讲过这样的两句话。其所以还未有人讲过它们,是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。正因为还未有人这样思想过,所以我们才翻译这篇‘谈话’;否则又何必多此一举?”

或许可以这样说:哲学家的晦涩是否“值得”,是否应该被理解和同情,关键在于这种“晦涩”对于传达其内容来说,是不是“必要”的。对于康德、本雅明这样的思想家而言,穿透他们的语言迷宫,读者抵达的是思想的深刻,对于一个复杂而深邃的问题有了新的洞见。

面对这样的晦涩,人们往往愿意为此倾注更多的耐心。正如艾伦-伍德对黑格尔的评论:“即便最敏锐也是善意的研究者,也缺乏闲暇和耐心去体察他有意为之的文风和抽象术语背后的内容,部分正是出于这个缘由,黑格尔的影响力要求我们穿透熟知的(通常是带有恶意的)有关他的肖像和被篡改的形象,从而看到真实的方面……想要穿过黑格尔的棘丛,并无捷径可走。”

哲学的“清晰”,

绝不意味着没有门槛

如果说好的内容能使得表达的晦涩在一定程度上被“原谅”,为什么我们仍要在写作中以 “清晰”和“让人看懂”作为要求自己的原则?

这一方面是因为,表达的清晰和内容的高质量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清晰的表达和清晰的思考往往是相伴而行的。如果具有一定论文写作的经验,就会发现,很多在脑海中十分绚丽的构思,一旦被写下来,就会暴露出它们混乱且没有条理的真实面貌。而修改语言表达的过程,实际上也是那些构思在脑海中重组,并最终变得清晰的过程。

正如A.P.马蒂尼奇在其《哲学写作导论》中说:“既然语言是思想的表达,那么清晰的语言表达的就是清晰的思想。写作的风格应有利于理解哲理,所采用的文法应增强清晰性。”

“晦涩而深刻”的满分作文,是如何误解了哲学?

Philosophical Writing : An Introduction / A. P. Martinich / Wiley-Blackwell / 2005-7-25 /

即便在晦涩的哲学家当中,例如前文中所述的康德,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不断修改,去除晦涩之处的过程。在提炼语言表达的过程中,思想的内容也会越来越清晰,越来越具有理论性。

另一方面,“清晰”也越来越成为学术共同体在伦理意义上的一种“美德”。

在今天,大多数的学者都生活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当中,既受惠于别人的成果,又试图以自己的思考助力于共同体的繁荣。正如我的一位老师所说,哲学的思考是个人性的,但哲学写作是“社会性”的。对大多数学者而言,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,其所了解的领域可能也难免越来越“窄”。在此情形下,清晰的写作意味着我们不试图以“黑话”和“诳语”让同行们感到“不明觉厉”,并表示出一种基本的尊重和真诚。在有可能的前提下降低理解自己文本的门槛,也使得他人能更容易地取用自己的知识成果。

当然,哲学的“清晰”绝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门槛。目前,一些知识付费的产品标榜哲学“平易近人”的一面,甚至给人一种我们可以毫无门槛地进入哲学的错觉。但无论如何,哲学有自己的概念体系与能力要求。恰如陈康先生在谈论古希腊哲学时所言:“(文章翻译的)“达”只相对于在系统哲学方面曾受过不少训练、关于希腊哲学又有相当了解的人。”

同理,哲学的“平易”和“清晰”,主要针对的也是受过哲学训练的人。对于未经训练的群体,即便是“清晰”的哲学,想要理解依然是不那么容易的。

哲学家陈嘉映:

如何克服炫耀式写作?

“晦涩而深刻”的满分作文,是如何误解了哲学?

陈嘉映,1952年生,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,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。

新京报:陈老师认为这篇满分作文中,对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引用是恰切的吗?

陈嘉映:我首先想说我挺赞赏这篇作文的,我赞成中学生多读一点儿哲学,多一点儿深入思考,不局限于叙事、抒情。

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引用好多哲学家语录,这种写法是相当幼稚的。你引用维特根斯坦、海德格尔,但你可能是在浮面上摘出来两句话,其实跟维特根斯坦、跟海德格尔的哲学没有什么关系。读点儿哲学书,尝试在哲理层面上思考,这是好事儿,但不要沿着这个路子来写哲理式的文章,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会是作文的大毛病。

新京报:你觉得这种写作风格,在今天的年轻人之中普遍吗?“后浪”接触到不同哲学资源的途径比以前多,因为社交网络的存在,写作和发表轻而易举,似乎更容易陷入一种看似晦涩、实则不过是“名人名言”、翻译腔的炫耀式写作?在你那个年代,学生的哲学写作有哪些代表性的毛病?

陈嘉映:我不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写作风格。我自己的写作经历过很多坎坷,比不上现在的学生。我们那个年代的写作是“见不得人”的,不是为公开发表写作,长处短处跟这篇作文相反,没打算发表,可能更真诚些,短处是视野比较窄,可交流性比较差,容易流于自说自话。

新京报:你怎么看待今天比较流行的哲学散文?比如阿甘本、韩炳哲、齐泽克等哲学家往往很受中国读者欢迎,他们的一些哲学议论文似乎很适合在新媒体发布。你觉得这种写作适合中国作者模仿吗?这些哲学散文富有魅力(尽管彼此差异也很大),在你看来是一种好的哲学写作方式吗?

陈嘉映:阿甘本、韩炳哲这一类型的著作我读得不多,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特点,但你也可以从他们的共同点把他们放在一起说。他们都知识渊博(我不知道渊博有多重要),都经常直接谈论现实问题,把现实连结到多种多样的观念来议论,有时候这种联系出人意外,会有启发,有时候显得任意轻浮,东拉西扯。

他们的风格是从近世法国哲学发展出来的,我个人偏向于集中思考一两个问题,力求深入下去,希望最后能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一点儿“知识增量”,或不如说是提供进一步思考的垫脚石。我读德国、英美的东西更多一些,不是最爱读议论型的东西,最欣赏的不是现在流行的这几位大家。

不过,思想本来有各种取向和风格,你在那个取向中做得好,也很不容易。我觉得跟着哪种风格走,不在于你是中国人、外国人,而在于哪种风格适合你。整体而言,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整体思想水准、知识水准都差得远,无论模仿哪一种,都可能变成东施效颦。当然,也许忽然就冒出来格外有出息的个别年轻人。

“晦涩而深刻”的满分作文,是如何误解了哲学?

《走出唯一真理观》,作者:陈嘉映,版本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20年5月。

新京报:说心里话,你觉得给这篇文章打满分,合适吗?是否会鼓励一种不值得推崇的写作方式?或者,这能反映出阅卷老师怎样的心态?

陈嘉映:不合适。这实在算不上一篇好文章,打满分是太夸张了,但我会赞成给一个比较高的分数,因为这篇作文跟当下流行的作文套路不同,有值得鼓励的地方。作为应试文章,文通句顺,洋洋洒洒,应该说还不错吧?写作是一门实践艺术,怎么写好,最后还要在长期实践中体会。

从给分上看阅卷老师的心态,这有难度吧?何况阅卷老师给的分数差很多,一位给了39分,两位给了55分,最后一个给了满分。还有一个区别:第一轮阅卷老师在很短时间里要读很多作文,哗哗就给分了,不像后面两层可以慢慢琢磨。至于给满分的老师,我猜测有可能意在鼓励不同路子的作文,但他或她看来不熟悉哲理类型的写作,这方面的判断力不太高。

有人担心鼓励这样的写作风格会把考生引向一种不良的写作,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我不认为老师们要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引导学生写作,在目前情况下,学生尝试去写哲理类文章是件好事儿,哪怕写法有毛病,至于以后这种毛病泛滥成灾,那就再去鼓励别的写法呗。

新京报:在学习阶段会出现这种有点“装”的写作似乎也是正常,是表达欲的体现。初学者要怎么克服这种局限?

陈嘉映:的确,是正常的,绝大多数的写作者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。克服这类毛病没有单独的途径,如果上来就有好的哲学教师会很有帮助。更重要的是多读好东西,好的东西读多了,那些烂的东西就出不了手了。什么是好东西,这只有在长期阅读过程中慢慢培养判断力,如果你没有品味,最后也分不出好坏,那就真的没办法了。

单说哲学学习,要紧的是踏踏实实读上两三本哲学书,名人名言我们都喜欢,但多记名人名言无助于哲学学习。

另一方面是写作,上面说到读哲学,主要是读西方哲学家,不过,我们用汉语写作,你得体会什么汉语是好的,古代流传下来的东西经过长期淘汰,多半不会太差,可以从这里开始,然后学会分辨现代汉语的写作。

撰文 | 贝雅夫 董牧孜

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危卓

(责任编辑:王治强 HF01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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